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致多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诊疗思路-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免疫疗法彻底改变了针对肿瘤的既定疗法。作为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ICIs是人源性单克隆抗体,可通过阻断程序性细胞死亡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通路破坏肿瘤免疫逃逸,从而恢复免疫细胞的抗癌作用。近几年,ICIs在国内获批用于抗肿瘤治疗,不同专业的临床医生认识和处理其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经验相对不足,而且部分患者可能有在非专业医疗机构内输注药物的需求,因此急诊医生、全科医生、社区医生等也必须了解与免疫疗法相关的独特但有时是致命的毒理学特征,以确保及时诊断和治疗。据文献报道,对于轻度irAEs,对症治疗通常已足够;对于严重的irAEs,可能需要停止ICIs治疗并开启免疫抑制治疗,并根据患者情况开展多学科诊疗[1]。本文报告了1例严重的多系统irAEs,表现为心肌炎、重症肌无力、肝功能异常和甲状腺功能亢进,使用甲泼尼龙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继发重症肺炎最终导致临床死亡的病例。通过分享病例,为各专业临床医生处理irAEs提供思路和借鉴。
1病例资料
1.1问诊信息患者,男,67岁,退休人员,因“确诊食管胃结合部癌”行第2周期化疗入住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21年9月出现无明显诱因进食哽咽,于天津市泰达医院行胃镜病理检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病理会诊示:食管-胃底低分化腺癌,伴印戒细胞癌,微卫星稳定,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胸部+上腹+盆腔CT及强化示:(1)贲门区、胃底及胃体小弯侧壁增厚,考虑癌伴食管下段累及;贲门周围淋巴结增大,考虑转移;双侧腹股沟淋巴结稍增大。(2)脂肪肝,肝内多发囊肿,双肾小囊肿。(3)前列腺增生。(4)双下肺纹理增重,右肺中叶及左肺舌段条索及小片实变,考虑陈旧性病变。(5)部分胸椎骨质密度局限增高,请结合相关检查。患者食管胃结合部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诊断明确,于2021-10-26行PD-1+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化疗方案(SOX方案)化疗1个周期,具体为:第1天,信迪利单抗(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S20180016)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奥沙利铂(江苏恒瑞医药公司,H20213313)260 mg,静脉滴注;第1~14天,替吉奥(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H20080802)60 mg,口服,2次/d;每3周1个疗程,化疗过程顺利。患者入院前3 d间断出现心前区不适伴乏力,右侧眼睑下垂,自述于天津市泰达医院行颅脑核磁共振未见明显异常,精神、二便正常。患者高血压病史5年余,规律口服降压药物,血压控制可;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糖尿病、冠心病史,无手术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
1.2体格检查体温36.5 ℃,心率79 次/min,呼吸频率16 次/min,血压200/130 mmHg(1 mmHg=0.133 kPa),身高1.72 m,体质量92 k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前区无隆起,未及震颤,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全腹无压痛、反跳痛,未及包块。
1.3实验室检查(1)血常规、肾功能、电解质检查结果正常;(2)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234 U/L(参考范围:9~50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599 U/L(参考范围:15~40 U/L);(3)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素(T4)182 nmol/L(参考范围:62~164 nmol/L);(4)心脏生物标志物:脑利钠肽(BNP)<10 ng/L(参考范围:0~100 ng/L)、高敏肌钙蛋白(hsTnI)1 323.28 ng/L(参考范围:0~40 ng/L)、乳酸脱氢酶(LDH)1 297 U/L(参考范围:120~250 U/L)、乳酸脱氢酶同工酶(LDH1)389 U/L(参考范围:15~65 U/L)、肌酸激酶(CK)6 729 U/L(参考范围:0~19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300 μg/L(参考范围:0~4.87 μg/L)、肌红蛋白(MB)>3 000 μg/L(参考范围:28~72 μg/L)。
2诊疗思路分析
2.1思路1:治疗禁忌根据患者病史及药物治疗史,患者可以继续开展化疗联合免疫的治疗方案吗?肿瘤患者化疗及免疫治疗的禁忌证包括什么?
对于肿瘤患者,一般根据病情特点,制订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开启新周期的治疗方案前,需完善血常规、肝肾功能、心功能等相关检查,确认患者的一般情况:(1)体力状况评分可采用卡式(KPS)、一般健康状态(PS)等,KPS评分一般要求≥70分,PS评分一般要求≤2分才考虑化疗;(2)血象为白细胞总数≥3.0×109/L或血小板计数≥100×109/L;(3)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基本正常;(4)既往治疗中采用方案内的药物是否发生Ⅲ级以上的严重毒性反应。
根据患者目前情况,血压200/130 mmHg,间断心前区不适,多汗伴乏力,右侧眼睑下垂,心脏生物标志物多数异常升高,肝功能指标异常且超过2倍以上正常值上限(ULN),提示存在多系统irAEs,包括免疫性心肌炎、免疫性肌无力、免疫性肝炎,存在治疗禁忌,需先暂停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对症支持处理,给予甲泼尼龙(辉瑞制药,JX20160069)2 mg/kg治疗,同时按照说明书规定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20051942)、多烯磷脂酰胆碱(成都天台山制药,H20057684)、双环醇(北京协和药厂,H20040467)保肝治疗,给予奥美拉唑(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H20033394)预防应激性溃疡发生。
2.2思路2:irAEs诊断及评估如何进行irAEs的诊断及评估?为何要进行irAEs评估、分级?此患者目前的irAEs分级如何?
irAEs属于药品不良反应(ADR)范畴,根据《抗肿瘤治疗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判定该患者是否由信迪利单抗引起的irAEs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针对目标irAEs(包括疑似irAEs)是否使用了全身糖皮质激素(GCs)治疗、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或内分泌替代治疗,以及治疗后转归,该患者经甲泼尼龙及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后,心前区不适较前好转,心脏生物标志物有所改善,肝损伤有所好转,符合;(2)病理检测结果,否;(3)靶点免疫学机制,符合;(4)事件与治疗的时间相关性,符合;(5)该事件同靶点药物已报告并明确为irAEs,符合;(6)目标irAEs严重程度,单器官还是多器官/系统累及,符合;(7)患者自身免疫疾病病史和基线疾病状态,患者无自身免疫相关病史且开启ICIs治疗前基线检查无异常,符合;(8)安全性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支持,该患者hsTnI、CK-MB等心脏生物标志物水平大幅升高,是;(9)排除其他病因,与临床表现相似的非免疫事件的重要临床鉴别诊断,是;(10)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目标不良事件的合理解释(例如感染、合并用药和基础疾病等),是。综上所述,该患者明确为信迪利单抗引起的多系统irAEs。
根据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发布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毒性管理指南》(2021)[3]将irAEs分为4个级别(G1、G2、G3、G4)且临床处理依据分级原则进行。对于G1毒性,除某些血液学、心脏和神经毒性外,继续ICIs治疗并密切监测。对于G2毒性,考虑暂停ICIs治疗,当症状降低至G1或更低时可以恢复治疗;如果症状持续超过1周,则给予GCs。对于G3毒性,暂停ICIs并开始使用大剂量GCs;在48~72 h没有反应的难治性病例可能需要使用英夫利昔单抗等药物进行免疫抑制治疗,鼓励就难治性病例咨询适当的专家;当毒性降至G1时,考虑重新挑战但要警惕早发性毒性。对于G4毒性,应永久停用ICIs,但可通过GCs替代控制(内分泌疾病除外)。
在ICIs治疗期间,该患者多系统irAEs累及的器官包括心脏、神经、肝脏、甲状腺:(1)患者出现乏力、心悸,间断心前区不适,且同时伴有其他irAEs如肝功能异常、甲状腺功能异常等,排除肺栓塞、原发性心血管疾病加重等,考虑为心肌炎G3~G4级;(2)该患者出现右侧眼睑下垂、乏力的症状,重症肌无力疾病严重程度评分为1分,且同时伴有CK、CK-MB等指标的异常,考虑重症肌无力G2,但诊断重症肌无力需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同时排除其他病因导致的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症状,必要时行活检明确诊断,该患者并未进行相关检查;(3)ALT和/或AST升高,伴或不伴有胆红素升高考虑发生ICIs相关肝脏毒性,该患者ALT为 234 U/L,AST为599 U/L,>10倍ULN,考虑肝脏毒性G3;(4)患者出现无法解释的心悸、出汗,进食、大便次数增多,体质量减少,需要考虑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可能,如血清发现游离T4或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升高,合并促甲状腺激素(TSH)正常或降低则可确诊,该患者血清中T4 为182 nmol/L,无明显躯体症状,考虑为甲状腺功能亢进G1。综合判定,该患者多系统irAEs判定为G3~G4。
2.3思路3:GCs的使用该患者GCs的使用剂量、疗程、停用是否合理?
该患者入院第1天静脉给予甲泼尼龙200 mg/d,第2~6天甲泼尼龙剂量调整为400 mg/d,同时给予吗替麦考酚酯1 000 mg、2次/d;第7天,患者心前区不适较前好转,在仍主诉乏力的情况下,将甲泼尼龙剂量减至200 mg/d。该患者GCs的使用存在以下问题:(1)初始剂量太小。ZHANG等[4]收集126例发生免疫相关毒性且接受GCs治疗的患者,根据其治疗第1天给予的初始甲泼尼龙剂量,将患者分为低(<60 mg/d)、中等(60~500 mg/d)和高(501~1 000 mg/d)剂量组,结果发现较高的初始剂量(即静脉注射甲泼尼龙1 000 mg/d)与ICIs相关心肌炎的心脏结局改善密切相关。对于致命性的irAEs如心肌炎、肺炎,GCs的剂量仍缺乏共识,但现有的报告和研究支持了一种趋势,即GCs的起始剂量越高,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率就越低[5]。该患者多系统irAEs,毒性分级G3~G4且涉及重要脏器(如心脏),GCs使用初始剂量过小。(2)减量过快。为防止毒性复发,GCs减量应逐步进行(>4周,有时需要6~8周或更长时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减少GCs剂量的规则[6],但GCs通常以1~2周减少10 mg的速度逐渐减少,直到症状改善到轻度水平,4~6周继续减少,将GCs剂量减少至<30 mg后,GCs剂量再以1~2周减少2.5~5.0 mg的速度逐渐减少。该患者直接将甲泼尼龙剂量从400 mg降至200 mg,减量过快。综上,该患者GCs的使用不甚合理。
2.4思路4:使用GCs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患者是否好转针对此患者存在的情况,下一步应如何处理?
使用GCs及免疫抑制剂治疗9 d后,患者突发意识不清,心肺复苏术后,氧合指数52 mmHg,白细胞32.98×109/L。胸片示:左下肺斑片浸润,双肺纹理增重,左侧胸腔积液;胸部CT示:双肺下叶实变浸润较前加重,左肺上叶另新多发实变浸润。结合气道分泌物性状改变,重症肺炎不除外。生命体征:心率80~90次/min,血压100~120/50~60 mmHg,呼吸频率22次/min,血氧饱和度(SaO2)下降至87%~90%。听诊双肺呼吸音偏低,查动脉血气:pH 7.374、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66.9 mmHg、动脉血氧分压(PaO2)52 mmHg、碱剩余(BE)12 mmol/L、SaO2 82%。行纤维支气管镜治疗,镜下可见气道黏膜略充血红肿,双下肺散在大量灰黄色Ⅰ~Ⅱ度分泌物,总量5~8 mL,充分清理气道分泌物使气道保持通畅,同时留取深部气道分泌物送检培养。该患者irAEs涉及多系统及重要脏器,且不良反应等级较高,应进行多学科会诊,采用ICU级别的监护,血气分析提示Ⅱ型呼吸衰竭,转入ICU。
2.5思路5:转入ICU后综合分析,再次评估irAEs风险、制订策略针对此患者存在的上述问题,ICU医生应制订什么样的治疗策略?
2.5.1进一步综合分析、评估(1)患者系老年(67岁)男性,因“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第2周期治疗”前来就诊,患者入院前3 d间断心前区不适伴乏力,右侧眼睑下垂。(2)患者体型肥胖,体质量92 kg,BMI 31.1 kg/m2,就诊时血压200/130 mmHg。(3)转入ICU时实验室检查,感染指标:白细胞34.21×109/L、中性粒细胞31.92×109/L、白介素6(IL-6)120.3 ng/L、降钙素原0.39 μg/L;生化检查:ALT 133 U/L、AST 144 U/L、总胆红素19.6 μmol/L,直接胆红素10.4 μmol/L、肌酐98 μmol/L、胱抑素C 2.35 mg/L、钾离子 4.3 mmol/L、钠离子136 mmol/L、乳酸4 mmol/L、BNP 28.52 ng/L、hsTnI 2 483.29 ng/L、中心静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4.2 mmHg、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59%;血气分析:pH 7.389、PaCO2 62.3 mmHg、PaO2 57 mmHg、BE 13 mmol/L,碳酸氢根37.2 mmol/L,SaO2 86%。入住ICU 24 h,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44分,死亡风险系数82%。
2.5.2制订策略(1)患者免疫治疗后,免疫心肌炎、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诊断明确,目前病情危重需大剂量多巴胺联合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同时根据液体出入量、血压、血气分析等血流动力学指标适量补液,保证组织灌注。(2)监测患者hsTnI呈进行性升高,考虑甲泼尼龙2 mg·kg-1·d-1治疗效果不佳,予以甲泼尼龙1 000 mg/d冲击联合免疫球蛋白(四川远大蜀阳药业,S20013037)0.5 g·kg-1·d-1及吗替麦考酚酯(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H20031277)1 000 mg,2次/d治疗irAEs,定期评估疗效。(3)患者出现肺炎,感染指标升高,伴有发热,考虑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且同时应用大剂量GCs,重症感染风险高,完善真菌实验室检查,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NGS)示:白色念珠菌、烟曲霉;血NGS示:不动杆菌。加用美罗培南(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H20057684)1 g,3次/d;万古霉素(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20084269)1.5 g,2次/d;伏立康唑(Pfizer制药,H20181102)400 mg,2次/d抗感染治疗。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变化见图1,肝功能指标变化见图2,心脏生物标志物hsTnI变化见图3。
2.6随访和结局经过对症支持以及抗感染治疗后,患者感染指标好转,但呼吸状况没有改善。家属经协商后表示放弃一切治疗,要求自动出院。2021-12-05电话随访时,家属告知患者已死亡。
3讨论
irAEs临床常见且多样,但对于多器官irAEs其发生率、临床特点、诱发因素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明确,多器官irAEs被定义为涉及超过1个器官发生irAEs的患者,受免疫系统的多个组成部分驱动,发生率、时间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对于多系统的irAEs临床医生应更加重视,以便更有效地监测和管理疾病。
本文介绍了1例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仅1个周期后出现心肌炎、重症肌无力、肝炎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多系统irAEs,经过GCs、免疫抑制剂、对症支持等多种治疗后最终死亡的病例。回顾患者整个疾病诊治过程如下:(1)早期识别了irAEs,及时停药,未忽视患者的临床症状继续进行化疗。irAEs在病理生理学上不同于常规抗癌药物的毒性,由于其涉及生理过程的激活,所以诱发因素不太明确,导致早期识别较困难,预测和敏感生物标志物可作为识别和全面描述irAEs的一种有效工具。MAHMOOD等[7]比较了ICIs治疗后患有和未患免疫性心肌炎的患者数据,发现出院/最终心肌肌钙蛋白T(cTnT)≥1.5 μg/L的主要心脏不良事件风险增加了4倍,cTnT是心肌损伤的标志物,临床上更常用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当接受ICIs治疗的肿瘤患者cTnT水平异常时,需密切注意irAEs的发生。KURIMOTO等[8]前瞻性研究了ICIs治疗期间甲状腺功能障碍的预测和敏感生物标志物,发现甲状腺球蛋白和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的早期增加和血小板的早期减少预示着甲状腺irAEs的发生。此外还有一些irAEs的非器官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如细胞因子、C反应蛋白、干扰素γ等,当这些指标异常时,排除原发疾病后,也可以考虑irAEs。(2)及时采取抗感染治疗。该例患者使用大剂量GCs及免疫抑制剂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当肺部感染发生时,正确的抗生素治疗能决定住院时间和康复。该患者属于入院时间≥5 d发生的肺部感染,其致病菌以多重耐药菌为主,包括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军团菌等。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9],宜选用抗假单胞菌的β-内酰胺类或碳青霉烯类,必要时联合抗假单胞菌喹诺酮类或抗假单胞菌氨基糖苷类。如怀疑MRSA,宜加用糖肽类或利奈唑胺。同时侵袭性真菌感染病原菌主要包括曲霉菌和念珠菌,预防性应用伏立康唑可减少异基因骨髓干细胞移植等患者曲霉菌感染的发生,该患者选择万古霉素、美罗培南、伏立康唑进行抗感染治疗,选择适宜,且进行治疗后感染指标逐渐好转。(3)此外该患者的治疗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未针对重症肌无力进行相关检查与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治疗通常包括对症治疗和免疫抑制治疗,溴化嗅吡斯的明为大多数重症肌无力患者初始治疗药物。接受足量溴化嗅吡斯的明但未达到治疗目标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均应接受GCs或免疫抑制剂治疗[10]。对于多系统尤其涉及重要脏器的irAEs,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初始使用的GCs剂量不足或GCs减量过快,均可导致患者最终转归不佳。
YANASE等[11]报道了1例接受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易普利姆玛免疫治疗引发心肌炎和重症肌无力的患者静脉内甲泼尼龙冲击治疗成功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GCs的使用会导致约50%的患者重症肌无力临床症状的急性恶化,并进展为呼吸衰竭。因此对于包含重症肌无力的多系统irAEs,使用GCs作为唯一的一线治疗可能并不理想。有证据表明,与单独使用GCs相比,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血浆置换作为一线治疗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建议在使用GCs之前或同时使用以克服短暂恶化的风险[12]。AOKI等[6]报道了1例同时发生多个严重irAEs的头颈癌患者,该患者接受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皮肤科医生针对皮肤问题进行干预,消化内科医生治疗消化症状,眼科医生着力于改善眼部症状,内分泌科医生监测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参与制订治疗策略,对患者的预后可能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对于irAEs,提示临床医生需注意以下几点。(1)驱动irAEs的可能机制[13]:①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激活;②激活B淋巴细胞和增加自身抗体的产生;③直接分子模拟和脱靶毒性;④激活细胞内信号传导和促炎细胞因子产生;⑤免疫系统激活的环境调节,包括调节宿主肠道微生物菌群。这些机制可能有助于识别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和靶向治疗策略。(2)irAEs的人群特征危险因素:目前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吸烟、既往疾病、BMI和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COG或PS)与irAEs的发生有关[14],但尚未得出统一结论。ICIs治疗中心脏事件的回顾性研究报告称,男性患irAEs心肌炎和心包炎以及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疾病(CAD)和心肌梗死的风险很高[15]。WONG等[16]发现由于与免疫衰老相关的潜在变化,ICIs似乎对年轻和老年患者具有相当的疗效,但在免疫相关毒性方面,与应用ICIs单药或联合治疗的18~64岁患者相比,≥65岁成年人的irAEs发生率明显增加。对于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CAD、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心脏相关irAEs[17]。在韩国的一项研究中,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且BMI≥25 kg/m2的患者发生irAEs的风险显著增加,高BMI患者即使代谢风险较低也有更大的irAEs风险[18]。另外,日本有研究报道,患有肺癌和吸烟史及体能状态不佳(ECOG≥2分)的患者具有更高级别的irAEs[19]。该患者为老年男性,有高血压病史,肥胖,这些均是诱发irAEs的高危因素,对于这类患者使用ICIs时更要密切关注。(3)发生irAEs的时机:成功处理irAEs的前提是掌握大体规律。据报道,皮肤相关irAEs是最早出现的事件(2~6周),其次是胃肠道事件(6~7周),免疫相关性肝炎(6~9周),内分泌irAEs相对较晚(28周),发生免疫性心肌炎的时间约为30 d,免疫性重症肌无力的时间为2~6周[20]。但irAEs可在ICIs治疗后的任何时间发生,通常在1~6个月,也可在ICIs治疗后几天内或治疗结束1年后发生。不能忽视前期就可能出现irAEs的可能,本例患者在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仅1个周期后出现心肌炎、重症肌无力、肝炎和甲状腺功能亢进多系统irAEs。(4)患者教育的重要性:全面的患者教育是毒性管理和高质量癌症护理的基本要素,提高对治疗期间预期内容的认识可以提高患者的应对技能和复原力,最终提升治疗依从性并改善健康结果。对于irAEs的有效管理,需要早期识别和及时报告其体征和症状,关键信息包括治疗反应和相应irAEs的发生时间、irAEs的早期识别以及ICIs在治疗停止后继续影响免疫反应的独特能力[21]。在开始ICIs治疗之前,医师必须评估患者发生毒性的易感性,并向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有关通常预示即将发生irAEs的体征和症状信息。由于害怕不得不停止抗癌治疗,有的患者可能不愿意报告症状,高质量的患者教育可以打消患者此方面的疑虑。本例患者在院外已出现重症肌无力等irAEs,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及时就诊,患者转归可能不同。
鉴于一系列肿瘤类型的临床结果显著改善,ICIs在医学肿瘤学中的使用继续增加。临床医生在强调使用ICIs疗法杀死肿瘤的重要性时,也必须专注于提醒患者接受ICIs治疗时的自身免疫并发症。然而临床试验中报告的irAEs通常仅限于单个器官,从而无法获得有关多系统irAEs发生率和时间进程的准确信息。同一患者中出现多系统irAEs可能会影响对不良反应和癌症的治疗决策,此外多系统irAEs还需要使用多种药物和多学科参与irAEs的管理。因此,对ICIs引起的多系统irAEs有一个透彻的了解非常重要。从本病例可以看出,多系统irAEs一般出现早、进展快,如果不及时识别和管理,可能会迅速发展为致命结果。GCs是irAEs治疗的基石,病情严重的患者除GCs外还应考虑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其他免疫调节治疗。密切的多学科合作,能进一步提高免疫疗法的益处。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张彦景,宋晓坤.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致多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诊疗思路
[J]. 中国全科医学, 2023, 26(23): 2930-2935.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585.(点击文题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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