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边框铝合金门

2024-12-10 17:22:33 发布在理财经验0

文章目录：

1、上海滩的老板娘，不止李李和玲子2、站在十字路口的上海“红帮裁缝”3、上海隐秘手艺人传说中的“红帮裁缝”真的会“热水里捞针”？

上海滩的老板娘，不止李李和玲子

#时事热点头条说##精品长文创作季##女明星成长录#

前段时间电视剧《繁花》引起广泛关注，李李、玲子、卢美琳等几位老板娘性格迥异，却各具风情。为了让这些老板娘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繁花》文史资料顾问、作家李舒调研收集了许多真实的上海老板娘的人生经历。李舒是上海人，长期关注美食与历史，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就请李舒和大家分享几位她印象最深的老板娘的故事。

《繁花》之后，黄河路霓虹璀璨，进贤路姹紫嫣红，街头巷陌议论纷纷，除了排骨年糕，还有神秘莫测令人遐想万千的老板娘。

上海滩的餐厅，无论大小，仿佛总有一个老板娘坐镇。有的老板娘有老板，有的没有，可是大家统统叫她们老板娘，仿佛这是一种荣誉，亦是一种江湖地位。上海滩的老板娘，无非分两种，锦江、梅龙镇名头大，董竹君、吴湄的名字讲出来，个个掷地有声，可以写成传奇故事。另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小饭店，仅供两三张台面，甚或一底一阁楼，照样座无虚席。全靠一个聪明女人，口吐莲花，心有乾坤，生面孔老相好，表面上不分亲厚，三天两头不见，心里总要想念。前一种老板娘是后一种老板娘的理想，后一种老板娘是前一种的前身，要做前者，先要看得懂后者。

《繁花》中的老板娘，有至真园李李，有夜东京玲子，马伊琍扮演玲子之前，王家卫导演让她看董竹君和吴湄的故事，学唱《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玲子们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巨大的上海滩老板娘宇宙。这些老板娘，有的来自历史文献，有的来自前期调研小组的采访，有的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喜欢美食，我认识了许多老板娘，有喜欢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但这都不妨碍我对她们表达十二万分的敬意。她们来自那个熠熠生辉的年代，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但也有仍在岗位上的，但不管做什么，她们似乎永远灿烂如花。

董竹君

1994年，当黄河路上的李李们在霓虹灯下雄心万丈，想要写就传奇故事的时候，中国最大的餐饮酒店集团锦江饭店正在上市，名为锦江股份。锦江饭店是新中国上海第一家国宾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发表。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叫董竹君，可算上海滩第一代老板娘。

董竹君是我研究上海老板娘的起点。小时候看电视剧《世纪人生：董竹君传奇》，扮演董竹君的李媛媛雨滴秋波，翩若惊鸿，后来看见董竹君本人的照片，发现真人并没演员那么漂亮，却有着旧民国时代女子脸上独有的清素坚毅，一望便知，是有故事的女人。

董竹君

看今天辉煌的锦江饭店，我们根本想不到，董竹君创业时的一家一当，其实和斜对面进贤路的“夜东京”没什么两样，是的，她也有过“玲子”的时代——一开始的门面，不过是一幢单开间一底三楼三个亭子间的房子，连厨房都是在晒台上临时搭建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根本不符合消防规范。

我曾经寻找过董竹君的初始店面，当然只能对着大概方位遥想，这些年来，城市变化巨大，况且那又是上海法租界大世界附近。最后总算找到了那条过去叫华格臬路的大致方位，上世纪八十年前，这里曾有一排坐南向北的店面房子，不过四五家店铺，都是川菜馆。董竹君的朋友们不赞成把店开在这里，因为行人不算多，可是董竹君说：“我不怕。”

“我不怕”是她的口头禅，这位洋车夫的女儿，一辈子都靠着满腔勇气闯荡天下。董竹君12岁沦落到四马路的青楼卖唱，遇到四川革命党人夏之时，当夏之时提出用三万块大洋把这位“小西施”赎出来时，她的回答是：“你一分钱都不要出，等我两个星期，我有我的道理，我不是一件东西。再说，等我们成为夫妻，万一你不高兴，也就会说，你有什么稀罕，不过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最终，在一个月夜，董竹君带着行李箱，跳窗翻下书寓，钻进一辆黄包车，永别了四马路。

红拂夜奔是这个故事的开端，却远远不是董竹君人生的终局。随着夏之时在安逸中不断沉沦，失去了一个革命者最初的斗志，生活里只剩下花鸟鱼虫、麻将大烟，董竹君却越来越明艳，越来越果决——先在东胜街创办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从事生产，后又在桂花巷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

夏之时的脾气越来越坏，开始对董竹君百般挑剔，甚至拳打脚踢，董竹君决定拖儿带女出走上海。她好像永远做好准备，随时独自面对命运。上一次，她敢于跃窗而下，这一次，她敢于独闯上海。面对她的选择，夏之时冷笑：“你要是能在上海滩站住脚，我用手掌心煎鱼给你吃。”

董竹君和她的女儿们

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一开始就遭遇了小报的攻击，尽管她态度谦逊，店名只叫成“锦江小餐”。1935年3月，锦江小餐开业还没有几天，报纸上就有人写食评，说没有什么可吃的，价钱又贵，这大约是最早的KOL试吃。

舆论对董竹君不太友好，但只要研究一下这家餐厅，我们就知道她的用心。

她一开始就把餐厅营造成“家庭模式”。店面上下四层全用光亮黑色瓷砖镶嵌，二楼悬挂一块长方形乳白色招牌，这是当时颇为高雅的公寓颜色。店堂约30平方米，银灰色墙壁，金黄色丝绒门帘，每个进来的人要掀开门帘，才能看见店内情形：

左边是楼梯，本色柚木装置，朱红喷漆扶手，楼梯铺有红色地毯；楼梯口设一张红木琴桌，上置一磨砂玻璃灯和订座牌，侧旁放一盆鲜花，表示欢迎。一楼是散台，摆四张小桌，卖套餐客饭。雅间在二三楼，也不过三四桌，会计和办公室设在亭子间，而厨房设在屋顶晒台。简单而不简陋，墙纸是蓝色的，窗帘也配蓝色，桌椅黑色，挂上几幅镶嵌着黑色窄边镜框的蓝底金绣尺页，或旧式衣服上裁下的花边，这完全不是餐厅的装修方法，更像是家中的会客厅。

售卖的菜肴，也是差异化处理。锦江有数档菜价，散台客饭，按进货开销成本出售，一菜一汤一饭一茶，每份五角、一元两种，这当然卖的是口碑，求一个广告效应。第二档是菜单点菜，但又有按人头定制的菜单，更有定价酒席和不定价酒席。零菜可外送上门，酒席可上门现烧。

客饭讲究的是卫生，酒席则讲究“精致美妙”。董竹君改良的第一个菜是炒燕窝和香酥鸭，她设计了这两个菜的造型，以蔬菜制成花鸟装饰，这在当时实数创举——连卓别林到上海时，也对锦江的香酥鸭子赞不绝口。第二个创举是酒单，当时新派餐厅不大卖绍兴黄酒，认为有失身份，但董竹君觉得上海人喝黄酒居多，而且价格适宜，于是力排众议在锦江卖起了黄酒，效果非常好。

锦江川菜馆还是上海第一家用一次性筷子的餐厅。每个客人分到的筷子都有纸封，拆去之后，内有一张写着诗的彩色纸条，有的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有的是“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这大约是最早的“lucky cookie”模式。

这样的餐厅，当然第一天就是满堂红，日日都要排队，连杜月笙都不例外。据说，有一次杜大佬排队排得翻毛腔（注：上海话，意为发怒），对董竹君说，生意这样好，怎么还是这样两间房。我来出钱找房子，你赶紧扩充门面。于是，锦江小餐渐渐变成了大菜，川菜馆、茶社，一步步成了上海滩大餐厅。

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开业没多久，领班厨师晓得生意好，于是带头贪污浪费，他觉得自己烧的饭菜是饭店的命门，捞点好处不过分，反正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对此，董竹君仿佛一无所知，然而过了段时间，店铺打烊之前，董竹君把后厨全部召集，只讲一句话，明天不必来上班了。店内全体人员愕然，难道明天不营业了吗？照酒菜业惯例，一泄气，再开门，生意就不会像原来一样旺了。然而，次日清晨，锦江照样开门，后厨里，已有另一班厨师到位。大家这才知道，董竹君早就悄悄寻觅接替者了。相似的情节，在《繁花》中的李李身上重演。

当时人这样评价：“过大世界对过之路，则见鳞次比偶，大小皆川菜肆也。就中以夏（按：即夏之时）太太（按：即董竹君）所开之一家为最贵（即锦江），而店面较宽者，则以闽菜馆左右三家为平易近人，所谓华格臬路之东头，无□（注：原字缺失）而成为川菜街矣。”——原来锦江饭店所在的华格臬路，是民国时代的“黄河路美食街”。

当时的川菜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鲁迅常去的陶乐春，梁实秋念念不忘的美丽川菜馆，张爱玲《色戒》里出现过的蜀腴，而锦江饭店打出的是睥睨一切的广告：“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的，四川菜是全中国最好的，锦江的四川菜是四川菜里最好的。”

这是属于董竹君的底气。

吴湄

锦江饭店有一道名菜，干烧鳜鱼。这道菜不同餐厅做法不同，锦江的干烧鳜鱼，主打回味鲜香，而上海的另一家餐厅在鱼身侧镶上面条，这道名为“富贵鱼镶面”的佳肴上桌，满盖亮红，鳜鱼清鲜，微酸微辣微甜，滋味妙不可言。这家餐厅就是大名鼎鼎的梅龙镇酒家，其主理人仍是女将，名字叫吴湄。

餐厅位于南京西路1081弄内，从街上看不到店招牌，走进去，才能看见“梅龙镇酒家”几个字，是刘海粟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这里不是梅龙镇酒家最早的地址，1938年3月9日，《申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本埠威海卫路六四八号（慕尔鸣路西首静安别墅口）梅龙镇酒家筹备数月，业于昨（八）日开幕，一时履展如云……”

履展如云是客套话，事实上，这家卖淮扬点心的小店，仅仅经营一年就难以为继。1942年，在工部局任职的李伯龙和几个朋友决定把这家门可罗雀的小店盘了下来，并选址南京西路重开新门面。出任新梅龙镇酒家首位经理的就是吴湄。

吴湄

吴湄，无锡人，加入过田汉创办的南国电影剧社，演过话剧和电影，代表作有《女子公寓》《小丈夫》《自由神》等。她的先生陈万里是1937年淞沪会战的随军记者，陈万里的结局成谜，孔明珠老师曾经帮我去咨询过陈万里的侄子，他说：“他在新疆营救赵丹没有成功，有传他是病亡的，有传他是被盛世才杀害的，确实没有定论。”不过，陈万里去世后，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时给陈家发去了唁电，表示哀悼。在《女子公寓》当中，吴湄扮演的就是一位老板娘。于是当她真的担任梅龙镇酒家老板娘后，报上就戏称吴湄“假戏成真”。

但小报对于吴湄这一类老板娘的态度，明显是刻薄的。1946年，小报上刊登吴湄“日进万金”，人们传言她即将再婚，将她交往密切的男人一一刊登，今日说和这位相好，明天又说即将嫁给某某高官，更加传言，梅龙镇酒家有日资背景，手眼通天，所以才能如此发财。可谁也不知道，梅龙镇酒家真正的背景是地下党的联络站之一。查阅资料时，我严重怀疑梅龙镇是否真的赚钱，据说，当时于伶领导的进步戏剧活动缺乏经费，演职人员来酒家吃饭一律赊账，到年底积了厚厚一叠，吴湄看了，统统扔进火炉。艺术家吕恩和吴祖光结婚也在梅龙镇酒家，据说吴湄给他们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我曾就此事问吕恩老师，她说不大记得了，但也承认确实比别处便宜）。

无论是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老板娘，还是担任梅龙镇酒家的总经理，吴湄似乎永远只是在扮演“老板娘”这个角色。比起赚钱，她显然更为关注社会，尤其关注当时职业妇女的生活问题。也是在1946年，她依托梅龙镇酒家，开办了托儿所和妇女公共食堂，专门为当时的职业妇女解决子女托管和吃饭问题。她常常抱怨，做老板娘实在不容易，每天四点钟就要到四马路小菜场买菜，“要是再演《女子公寓》，我想我会演得更好的”。

梅龙镇酒家的高光时刻是1947年7月，“越剧十姐妹”（注：袁雪芬、尹桂芳等联合义演《山河恋》，时称“越剧十姐妹”）义结金兰，记者招待会在梅龙镇酒驾举行。据越剧演员袁雪芬回忆，她当时向往进步，多次要求向组织靠拢，邓颖超就对她说，你有空，就常去梅龙镇酒家吧。

解放后，吴湄仍然担任梅龙镇酒家经理，并在1956年担任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1967年10月25日，吴湄自杀，时年60岁。1979年2月，吴湄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关于吴湄的故事，谜团很多，有些还没解，有些不能解，有些无法解。看照片上的吴湄，是瘦瘦小小的女人，和她交往的人，都说她豪爽大方，对于一切都热心肠。也许，正因为这一份热心肠，梅龙镇酒家才成为了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酒店，也因为这一份热心肠，吴湄命运多舛，最终遭遇了不幸。

可是，就如同她1946年接受报纸采访时说的那样，我要用我的热情去回报社会，有一份力出一份力，你们不要小瞧，女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王阿姨

前两位老板娘的故事来自故纸堆，第三位老板娘则和李李、玲子同时代，为了尊重当事人，我把她的名字、店铺以及部分事实做了一些处理。

我还记得那天老蒲打来的电话，当时，我正在手忙脚乱做油面筋塞肉。

在家里做这道菜太费劲了。夹心肉剁成肉糜，加佐料手打上胶，中间少量多次地加葱姜水。我最怕的步骤是给油面筋戳洞，开口忒大，烧出来容易漏；忒小，则肉馅太少——塞，用烹饪专业术语叫“酿”，上海人就直接地称为“塞”，有点恶狠狠腔调，言下之意是要尽可能的让肉馅多一点，再多一点，肉塞少了，就是一只不合格的油面筋塞肉，是残次品；当然，如果塞得扑扑满，也会变得很难吃，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才是最合理的比例。

《繁花》剧照

老蒲是我给《繁花》做前期调研时的联系人。他喜欢穿花衬衫，和宝总一样做过外贸生意，但业余爱好是吃，从乍浦路到黄河路，从云南路到进贤路，没有老蒲没吃过的店。更重要的是，他深受小店老板娘们的欢喜，她们把他当成亲阿哥，和他聊心事，讲困难。老蒲是老板娘界的贾宝玉，然而乱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他自己说的），要做调研，我找不到比老蒲更合适的线人了。

老蒲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先说在某处某处找到了勉强可以吃的猪油渣大馄饨，而后又讲那个卖酒酿的贵州老太自毁长城，在酒酿里面掺水，现在没人买了，五分钟之后，他才切入主题，讲我要找的那位黄河路老板娘给他回音了，采访有点难处的，她退出江湖许多年，离婚结婚再离婚，阿哥啊，侬最晓得我了，一辈子么别的都好，就是烂桃花，命中注定的大概。老蒲在电话那头学女人讲话，听起来像戚雅仙唱《梁祝》，带着对于命运的无限叹息，一如我食指卡住的那只油面筋，无论我怎样甩动，它都不愿意离开。

不过也不要紧的，老蒲又说，她问我还记得小招吧，小招也是黄河路的，鞍山路摆过地摊，菜市场贩过生梨，进黄河路，先做仓库保管员，最后做到老板娘，我觉得小招的故事更有劲。几乎在同时，我的食指终于摆脱了那只油面筋，它如陀螺般打着旋儿飞到盆子里，洞洞眼正对着我，如一个深邃的虫洞。

侬在搞啥百叶结啦，拼里乓啷的。老蒲听到电话这边的动静。我只好老实讲，不晓得啥人寄了一大包无锡清水油面筋，准备做油面筋塞肉。老蒲讲，侬要做双档啊，百叶包准备好了伐。“双档”是一种上海点心，油面筋塞肉加百叶包细粉汤，如果一只单独的百叶包，就是“单档”，这种术语源自评弹。我说，单独油面筋已经要把我折磨死了，油面筋塞肉这只小菜，还是杰杰王阿姨教我的，听她讲的时候容易，操作起来还是难。

讲到王阿姨，电话那头忽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老蒲讲，侬晓得吧，王阿姨啊，生毛病了。

王阿姨是杰杰的老板娘，但是她不喜欢人家叫她老板娘，可以叫王阿姨，可以叫王姐，也可以叫阿妹，就是不能叫老板娘。她说，有老板娘就有老板咯，这店我最大，我就是老板。

杰杰很小，没几张台子，零五年还是零六年，我每周唱京戏，九十岁的老琴师胃口比我还要好，不爱吃安徽保姆烧的小菜，叫我带上两只保鲜镬子，一老一少去杰杰吃夜饭。菜都是本帮家常菜，但口味比较细腻。比方一只白切猪肝，看起来无啥稀奇，嘴巴里一抿，晓得下了功夫。点猪肝的一碟酱油，也是王阿姨熬制过的，初夏季节还能吃出浓浓虾子味道。干烧明虾里面的酒酿也不是市面上的，甜度刚刚好，我喜欢嗦虾壳上的汁水，老琴师看见了，就讲，等一下叫王阿姨炒个蛋，明虾汁裹着嫩黄的鸡蛋，可以过两碗米饭。

店里的小菜都不贵，一百块可以吃得心满意足。有些客人看不过去，和王阿姨说，这太便宜了，你能赚到铜钿吗？王阿姨讲，每个月给大厨发掉工资，还能小赚一点。大家说你的人工不是钱啊，王阿姨愣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于是重复一遍，还好房子是自己的，自己的。

房子其实是公公的，不仅如此，餐厅当初的各种许可证也是以公公的名字办下来的。有位好心的客人提醒，让她换成自己的名字，她还懵然不觉，说多少麻烦呀。那位客人讲，你公公有七个儿子，你能保证公公走掉，你那些小叔子不来和你争房子？可是王阿姨在婆家喉咙响不起来，因为当初她嫁过来，算是高攀。

她和丈夫是在日本认识的，那时候大家还叫她小王。小王在一家居酒屋打工，丈夫是留学生，到店里吃饭，小王看见他嘴唇发白，给他倒一杯热茶，缓过他的胃疼之后，两人攀谈起来，这才晓得是上海老乡。

来日本之前，小王在上海有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去日本前一天，她找男友吃饭，吃完走到门口，她对男朋友说，自己明天的飞机去日本。男?表情僵牢，问她为什么不提前说？她讲，如果提前说，我们可能会一直都不开心的。到了日本之后，她不是没有梦到过男朋友，在梦里，她讲，你可以来日本找我吧。男朋友还是那副僵牢的面孔，恶声说你不要想了。

认识丈夫那时候，小王每天要洗堆起来比她人还要高的碗，她不愿意开口问家里人要钞票，给男朋友写过一封信，信里没讲难处，只说梦见他，又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日本，没有回音。结婚是丈夫先提出来的，但有条件，结了婚要回国。她当时很感动，一口答应，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丈夫不想在日本坚持下去的一个借口，因为钱已经花光了，如果结婚回去，家里人没什么话讲。

丈夫不是个坏人，可就一个问题，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下去。回到上海之后开店，一开始说好了，一个管后厨，一个管前台。可两个月之后，他忽然不肯再去店里，说“闻不了油耗气”，每日泡在游戏机店。王阿姨只好一肩挑起这间店铺，带着厨师两个人，一天两餐的做下去。

老琴师和我讲，女人太强了，上帝就会给她配一个“软壳男”，这是命中注定的，要不然，世界上的“软壳男”就活不下去，而女人们则永远不晓得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老琴师还说，一个女人，要不是没有办法，是不会去开饭店的，开饭店忒辛苦，忒麻烦了。但是，一旦饭店开起来了，三教九流，迎来送往，还有什么事情她做不了？我说，比如说《沙家浜》里面的阿庆嫂？唱了一台子戏，阿庆一次也没有出来过。老头子哼一声，阿庆嫂要是来了上海，也要先吃点萝卜干饭的。上海老板娘，哪一个是一般女人？就算是董竹君，不也要离了婚，才能好好做事业。

我曾经把董竹君的故事讲给王阿姨听，她问我，她那个姓夏的老公，后来有去找她伐？不是讲，要用手掌心给她煎鱼吃？我讲，她的丈夫早就找了第三个老婆结婚生女儿了。王阿姨问，那董竹君有没有再婚？我摇头。那时候王阿姨已经不愿意别人叫她老板娘了，因为她已经厌倦了一次又一次接待不明来路的小姑娘，这些小姑娘都是夜里来，快要打烊的时候，后门口站着，只要看一眼，王阿姨就晓得她们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细眉眼，瘦高个，二十岁上下。王阿姨把她们迎进来，又把她们送出去，她们出去的时候，手里都捏紧一个红色信封。

选红色信封是一个偶然，因为第一个小姑娘上门的时候，王阿姨正好要去吃小姑子的喜酒。她红着眼睛，把给小姑子的红包送了出去，在这之后，王阿姨好像未卜先知，买一叠红包信封，放在抽斗里，每次打开，看见那一抹红色，王阿姨的心就要抖一抖。王阿姨的红包没有发完，压垮他们婚姻最后一根稻草的不是小姑娘，而是她店里的常客警察老刘。某一天，老刘叫她去派出所领人，当着王阿姨的面，老刘狠狠打了丈夫一记耳光，侬自己算算，嫖了多少趟了？转头对王阿姨说，我看你面子，这是最后一趟了，实在摒不住，叫他去别的区找小姐。这件事之后不久，王阿姨离婚了。

一直不离不弃陪在王阿姨身边的，是厨师老李。老李是扬州人，当时试菜，菜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只炒三丝，考的是刀工；一只酸辣汤，考的是调味；一只红烧划水，考的是颠勺（须经二次颠翻，而鱼尾不断）；再考一只拿手菜，试出感觉，就可以知道厨师水平。老李上门，打动王阿姨的，就是那只红烧划水。一端出来，鱼尾处理和其他都不一样，尝起来味道更鲜，原来加了自制的酒酿。问他，老李有点不好意思，我自己胡想的。王阿姨说，这不是胡想，这是一个厨师的天赋。

杰杰从开业就只有老李一个厨师，后来增加了一个点菜阿姨，一个洗菜小妹。王阿姨仍旧早上去买菜，有时候客人临时要加条鱼，也是王阿姨跑出去隔壁小菜场买。王阿姨一天也没想过换厨师的事情，老李也一天也没想过离开杰杰，因为老李晓得，王阿姨即便不赚钱的那几个月，也咬牙给他发工资，一分钱没有少过，一天也没有迟过。发工资的时候，王阿姨总是拿一只信封，把钱装进去，双手交给老李，这大概是王阿姨在日本打工时候留下的习惯，交过去之后微微鞠一个躬，讲，辛苦了老李。老李收到的信封是土黄色的，王阿姨永远不去动那些抽斗里的红色信封，尽管有时候，她还看得到那一抹红色。

喝酒是王阿姨的爱好，她一般只喝麒麟啤酒。杰杰的客人们都知道，吃到炒青菜的时候，王阿姨就会来一桌一桌敬酒了。这桌是新面孔，王阿姨就说，以后常来。这桌是老面孔，王阿姨就笑眯眯先干掉一杯，她喝酒的速度很快，没人比得上。老琴师不爱喝啤酒，王阿姨总是给他热好黄酒，她自己则用冰啤酒和我们干杯，也是她告诉我，自己的皮肤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当初在日本的居酒屋里打工，那个大厨说每天喝一点啤酒，对皮肤好，“还能长寿”。

讲这句话时候的王阿姨确实红光满面，所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我想不到她会生毛病，而且是癌症。

但王阿姨不想关掉杰杰。她说，要是杰杰关掉，自己就是真的完结了。只要店不关，自己那口气，永远都存在。她对老李说，老客人们太多了，日本的，美国的，中国香港的，他们到上海来，不能让他们没饭吃。老李说，开到什么时候？王阿姨讲，开到没人来吃饭了，那就大家回家。老李说，我尽量。

然后王阿姨就和大家讲，自己找了一个欧洲男朋友，像吴彦祖一样帅气的，她最近要住到国外去一段时间。这样一讲，客人们虽然觉得遗憾，但也为王阿姨感到开心。大家都说，王阿姨是好人啊，应该有个好归宿。

挂了老蒲的电话，我给王阿姨发了一条微信，图片是我还没有塞好的油面筋。我说，王阿姨，油面筋塞肉真的蛮难做的。王阿姨回了我一条语音，妹妹，用挺括的食物保鲜袋，剪个口子，把肉馅挤进去当裱花袋用。随后又回一条，妹妹，长远不见，有空来吃饭。

这就是王阿姨给我的最后的话，“有空来吃饭”，像是一句承诺，在别人听来，这不过是老板娘招揽客人的一种手段，但我知道，王阿姨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的。无论到了何时，她都不会忘记她的那些客人，因为她知道，我们是真心喜欢她的菜，她也用真心来回报，女人的真心，何其简单，也何其诚恳，她们要的，也不过就是一份真情意。

我按照王阿姨的办法做油面筋塞肉，非常成功。我想，我们会永远记得王阿姨和她的小菜，因为用真心做出来的小菜，滋味是不会骗人的。

王阿姨没能看到《繁花》，但我想，她会喜欢这部剧的。

撰文：李舒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站在十字路口的上海“红帮裁缝”

三月初春的上海乍暖还寒，是乱穿衣的季节。

2021年3月25日午后1点，78岁的徐俊馥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仔细熨烫的黑色条纹西装三件套，从闵行的家里出发。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他来到位于北京西路的Wise高级洋服店上班。这天，他比往常提早半个小时到店，因为老客人要提前上门拿衣服。

从业超过一甲子，徐俊馥是沪上难得还在西装订制界工作的老前辈。

徐俊馥穿上西装外套，准备上班。

下午2点，茂名南路上的W.W.Chan & Sons Tailor，沿街的整排玻璃使得店面看起来气派又亮堂。

56岁的主理大师傅包荣海正站在一圈镜子前，帮一位年轻的客人试衣。

受疫情影响，69岁的老板陈家宁待在香港无法返沪，店里的大事小情，包师傅一肩挑起。

包荣海为客人试衣。

下午3点，永福路上的CLARANCE WONG上海店，34岁的湖北师傅邓细祥正在给一件半夹里的薄西装拆掉手工缝制上去的绵纱线，这意味着成品已经准备好被交到客人手里。

这是开年做的第一件夏装，春寒料峭里，邓细祥从轻薄的羊毛面料里，摸到了夏天的气息。

邓细祥在给完工的西装拆线。

徐俊馥、包荣海、邓细祥，是与红帮裁缝工艺结缘的三代人。

何为红帮？有一种红帮师傅们普遍承认的说法。

旧时上海滩的男装界是宁波奉化裁缝的天下。

最开始，奉帮裁缝闯荡东洋，习得为“文明男士”量身制作西装的本领，思想上也受反清流亡志士的熏陶，而向往起革命与共和。孙逸仙博士正是仰赖奉帮裁缝一针一线缝制，做出了倾注毕生革命理念的中山装。

自此奉帮裁缝有了革命的浪漫气质，回到上海，开宗立派，改名红帮。

百年历史沉浮中，红帮裁缝一代代绵延下来。如今上海的服装界，亨生、培罗蒙是堪称红帮西装的两大正宗，而从这里走出的传人们，开枝散叶，在上海的街巷开出大大小小的门面，书写红帮裁缝在新时代的故事。

一、门槛

“小弟弟，侬哪能一记头嘎瘦了，肚围比上趟量额辰光小了7厘米！”一口上海话的徐俊馥，对正在试穿结婚礼服的张先生说。

距离上一次试穿已经隔了几周，张先生去健身房运动的效果明显。“那再改一下还来得及伐？我还想加一件马甲。”

“月底结婚？侬放心，总归加班加点帮侬修正好，不过马甲伐要考虑了，辰光来伐及额！”徐师傅一边两手麻利地用针头为小伙子的上衣裤管重新塑形，一边温和且坚定地婉拒了他“天马行空”的要求。

时间要松，工艺要严，是徐俊馥从师傅林瑞祥那里学来的工作理念，也是做生意的“门槛”。

林瑞祥14岁进亨生西装店当学徒，设计、剪裁，样样精通，一把剪刀更是远近闻名。

1952年，林瑞祥从亨生第二代传人徐馀章手中接班，正式成为第三代传人。从辈分说起来，作为林瑞祥的高徒，徐俊馥已是第四代。

林瑞祥和徐俊馥的师徒缘分绵延了几十年时间。

高中毕业，18岁的徐俊馥被分配到当时上海有名的“伍善记”童装店特色户，拜潘友堂为师，学习缝制、裁剪设计工艺。年轻时总想学一手全面过硬的工艺，徐俊馥隔三岔五往旁边的亨生西装店里钻，看西装试身，讨教西装裁剪。

林瑞祥彼时刚过而立之年，店中坐镇，意气风发，是说一不二的掌门人。眼看小徐聪明伶俐，也愿意教他。慢慢地，徐俊馥在“伍善记”也成为独当一面的童装裁剪师傅。

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塞俄比亚元首访华，途经上海特意要在亨生做一套西装。林瑞祥的手艺不在话下，可是元首幼子的小号西装却也让店里没有做过童装的大师傅们有些发怵。此时徐俊馥当仁不让，和林师傅联袂展示了一把上海红帮裁缝的手艺，一时间业内轰动，传为美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流涌动，人们也一改过去几十年统一而单调的着装。为适应时代的变化，静安区逐步恢复区里的“特色户”，亨生西装店由此焕发新生。在林瑞祥的邀约下，徐俊馥正式来到亨生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

红帮裁缝过去少不了服务政商名流、文艺明星，作风洋派不在话下，既是环境长期熏陶的结果，也是服务客人的必要。徐俊馥印象最深的，是林瑞祥爱喝咖啡。

过去，亨生开在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斜对面就是凯司令。每天下午，林瑞祥笃笃悠悠到凯司令点一块蛋糕，喝一杯咖啡，多数时候带着客户一起去。店里谈的是生意，咖啡厅坐下维系的就是友谊了。

常常一杯咖啡喝好，客人又增加几件衣服订单，窍门在哪里？看似闲聊，其实无时无刻不在为客人“把脉”。最近换季了，现在衣服的厚薄是否还合适？下周老母亲八十大寿了，大宴宾客是不是得穿件体面的新衣？对裁缝来说，这番闲聊做成的是生意；而对客人来说，享受到的是贴心定制化的体验。

大师傅自然是风光的，场面上的人情世故，背后担当着店里上下多少人的营生。对于小学徒来说，每天的生活就是伏在案头钻研各种技巧，苦练种种的功夫。

红帮裁缝讲究“四功”、“九势”、“十六字”的标准，学徒都会背，做好却要几年的苦练打底。

有记载说，学徒要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来提高速度和力度，这些带有传说性质的“神奇功法”，徐俊馥没有经历过，不过戴着针箍缝线，确是真功夫。

在最硬的布上，缝出细细密密的针脚，针箍套在中指的中间一节，用针时腕指用力，肩膀不动。红帮学徒经过长期的训练，拉起线来就可以既平直、又均匀。

学徒学点针脚手法就已不易，但定制西装因人与人的体形千差万别，即使老师傅也不是没有遇到难题的时候。

徐俊馥回忆，听林师傅说，过去老师傅装一只袖子，装来装去装不好，索性就放着去看场电影，回来继续装。

赶工做到半夜，一清早总归是老板先到工场间。老板看看做了一半的西装，要是哪位师傅做得不好，就挂出来，不会多说一句。等师傅来上班一看，哦哟，西装被老板挂在外面了，要快点找问题。

今天说起来，徐俊馥还是很怀念那个年代。“大家都是36块钱工资，么啥欲望额呀，做衣裳是工作，也是爱好，每天钻研手艺，心老定额。”

退休后，徐师傅少不了收到各种邀约，请他去店里坐镇。没想到的是，6年“打工生涯”，居然令他陷入了迷茫。

“客人来问，5800元一套定制西装有折扣伐，我回答一口价。老板事后跟我说，‘徐师傅，这套西装4800元也做得下来，有钱赚。’后来又有客人来问价格，我报了4800元，老板又提醒我，‘徐师傅，你看看客人的那块表，就知道他完全消费得起。’”

在老徐的概念里，红帮裁缝是最懂得察言观色，伺候客人的。可是察言观色的目的，在于分析客人的需求与日常活动的特点，说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客人。

至于一件西装的价格，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只与做工、面料有关，在价格上看人下菜碟，有失商家的诚信，更失手艺人的体面。

2010年，67岁的徐俊馥开出了自己的店。不大的店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工作室，完全按照红帮裁缝的“量、裁、试、改、做”工序。

“辛苦点就辛苦点吧，好歹得维系住红帮裁缝高级定制的品相。”

“Bespoke”，意为高级定制，到底好在哪里？要徐师傅说起来，西装领头窝服、胸部丰满、腰线流畅、下摆圆顺、背部贴体、袖子前圆后登，才算一件具有绅士风格、有品位的高级定制西装。

而对客人来说，最好的鉴别方法就是，一件高级定制西装在衣柜经年不穿，拿出来完全不走样。

时代在变化，人们身材的趋势也在发生着变化。

徐师傅说：“现在健身的人多了，许多男士胸肌壮硕，在做西装的时候，胸围怎么裁剪，较过去会夸张许多。而更多的人，缺乏运动，长出肚子，因此在量好胸、腰、臀围之余，现在还要专门增加‘肚围’尺寸。定制的西装让大肚皮的客人照样能穿出腰身，看起来好像减肥10斤。我这里有很多大块头客人，最重的有300斤，都是我的回头客。”

后颈部的“富贵肉”，斜肩，驼背，这些当代人容易出现的身形缺陷，在老徐眼里都是需要他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毕竟，走进店里的客人总有个性要求，能够修饰客人身材上的缺陷，突出客人身材的优点，是裁缝的本分。“看到经我亲手裁剪后制成的西装，客人穿在身上，露出满意的神情，这是我辛苦后最享受的时刻。”

到徐师傅的店里定制西装从3000多元到2万多元不等，一口价，带一件定制衬衫。

“我们开一爿小店，你要什么工艺，我都做到位。你要什么面料，从国产到杰尼亚，还有镶金缝钻的世佳宝，我这里也都有。价格公道，关键还是要效果满意。”

多年以来积累的客户资料，每一份老徐都小心保存着。

小店经营不易，刨去昂贵的铺租等各项成本，徐师傅的目标是“每月多赚一份退休金”，但是把手艺怎么传下去，他不敢多想。

小儿子毕业那年，赶上就业形势不好。徐师傅跟小儿子说：“来我店里吧，可以先干着，给你发3000元工资。”儿子回答：“3000元能干啥？我总要结婚，还要买房买车的呀。”

二、江湖

25日下午2点，茂名南路的W.W.Chan & Sons Tailor店里，大师傅包荣海正陪着帅气的“90后”蒋先生试西装。

浅明黄色的麻质面料特别从英国订制而来，是今年的流行色。从选定面料到今天第一次试穿，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

师傅跟熟客，像一对华尔兹舞伴，彼此有着轻巧贴合的节奏感。蒋先生转身、抬臂，包师傅察看衣服的每个细节，一丝不苟。包师傅的手滑过西装的领子、肩膀、腰线、下摆，两人像对暗号一般地不断低语。

包师傅是制衣的行家，蒋先生是穿衣的行家，30多套西装的定制经历，是他们共同完成的30多件作品。

包师傅跟徐俊馥是同行，两人时不时还能碰到。说到徐师傅，包师傅的语气中带有几分羡慕之情，“他是林瑞祥弟子，我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在浙江台州长大的包师傅，从小身体瘦弱。17岁时，不甘贫苦的他来到上海，赶上了一波制衣培训潮，跟爷爷一样学做裁缝。

“我个子小，干不了重体力活。选择裁缝就想着，在室内做衣服，不用风吹雨淋，算是很好的营生了。”

“学好基本功，我才有机会帮别的师傅免费做，否则没人请你做。”为了学到好手艺，包荣海四处拜师，不求工钱，只为有口饭吃。

谋生不易，让包荣海练就一股行走江湖的机灵劲儿。

“我跟师父学做两年衣服，每次师父看我的衣服都只说好好好，这怎么进步呢？我想了个办法，提出免费帮师父全家人做衣服。做完了，果然师父挑出一大堆毛病，甚至让我把衣服拆了，手把手地告诉我哪些地方该怎么做，生怕穿了我做的西装走出去坍台。”

就这才算是把师傅的活套了出来。

吃了四五年萝卜干饭，自己开过店，也在服装厂做过指导搞过管理，兜兜转转，包师傅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这张剪裁衣服的工作台。2005年，通过老师傅引荐，包荣海来到陈家宁的店里。

作为国内少有的直系血统红帮裁缝西装定制店，W.W.Chan & Sons Tailor的江湖地位毋庸置疑。

上世纪50年代，不少红帮裁缝追随客人去了香港，落地，开店，生根。陈家宁的父亲陈荣华是其中之一。

从15岁开始，陈家宁就跟随父亲学艺，直到1982年，身为家中长子的陈家宁接管了父亲的裁缝店。在与客人的接触中，他意识到，红帮裁缝代表的是上海裁缝。“在香港，走进店里，客人第一件确认的事，问你是不是上海裁缝。”

历史原因，红帮裁缝的传统渐渐式微，反倒是在国外还流传着上海裁缝手艺的传说。

“上海是中国西装的发源地，在国外也很出名。我要把失去的东西带回来。”2002年，陈家宁带着父亲的手艺和名号，回到上海开店。其实，这是陈家宁的第二次回乡创业的尝试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家宁就曾想来内地寻找裁缝师傅。然而，昔日“红帮”的声名虽在，人脉基本断流，大部分红帮裁缝随客户流落海外，从人才到市场，都与国际潮流大大脱节。

进入2000年后，受过教育，受过训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开始大量涌现，国人对于着装的观念、需求、消费的能力，都与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语。陈家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地回到了上海。

流离到香港的上海师傅，以香港师傅的身份回家了，时代仿佛和陈家宁开了一个玩笑，也让他终于有了重回故土，重操旧业的机会。

刚到上海的头几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师傅，陈家宁每天朝十晚十待在店里，全年无休。陈家宁很清楚，即使定制的生意越来越好，愿意干这行的年轻人还是越来越少。

看似简单的手工缝线，没几年苦功是练不出来的，这是包师傅拿来炫技的小绝活。

包师傅理解陈家宁的难处，“我自己孩子都不想让他学，太苦了。学手艺‘八年抗战’，要学到20多岁，做到48岁眼睛就老花了，裁缝师傅的黄金期也就20来年。赚的是辛苦钱，不可能大富大贵。”

包师傅的出现，总算让陈家宁看到了手艺传承的希望。有人曾经跟陈家宁说，“包师傅是小鬼偷学，等学会就自己去做了。”

陈家宁却相当开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艺教给包师傅，“没关系，一个人吃不完天下的饭。”

记者问包师傅，“到底学到了陈家的什么独门手艺？”包师傅笑而不语，连用在哪道工序也秘而不宣。“不能说，毕竟我在这家店吃饭，只能说这个方法能做得又快又好。”

陈家宁希望，西装能始终按照红帮裁缝技艺的标准，以它固有的面貌，一直走下去。

可这并不容易，时代的浪潮总是难免泥沙俱下。

陈家宁在茂名南路开店的事，引发了香港同行的“淘金热”。一时间，花园饭店对面茂名南路这一段，高定西装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香港师傅主理”成了这条当时号称“上海萨尔维街”的各家店铺的标配。

不过，作为拥有超过200年历史的英国裁缝街，萨尔维街可不是一日建成的。

2010年前后，茂名南路沿街铺租扶摇直上，最高时一个门面月租高达20多万元，而当时人们对于香港师傅的迷信使得大量二三流的“水货师傅”充斥市场。不过几年光景，茂名南路上的“裁缝街”盛景如雨打风吹去，只有包括陈家宁的店在内的五六家店铺依然屹立不倒。

陈家宁店门口的黄铜招牌已经露出了斑驳的锈迹，店内的世界看起来依然岁月静好。也许终究只有一家店上了点年纪，才能证明恪守本分、老实经营这些朴素的价值坚守的意义。

三、眼界

忙碌了一下午的徐俊馥刚坐下来喝口茶，就收到徒弟邓细祥发来请教改衣方法的微信。徐师傅皱眉思索了一会儿，随手拿来一张纸样，麻利地标清修改部位和尺寸，拍下照片发回给小邓。

这样的在线答疑时常会有，徐师傅总是不厌其烦。

小邓来自湖北黄冈，母亲是裁缝，他从小就被缝纫机、卷尺这些制衣工具所吸引。17岁，他闯荡上海滩，在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进修理论知识，到亨生西装店学习红帮裁缝手艺。

“在亨生的时候就听到过徐俊馥的大名，说他是红帮裁缝的传人，我就一直就记着他在北京西路上的店址。”

小邓师傅博采众长的钻研精神，像是包师傅的翻版。每年的中国国际服饰服装博览会，他一定要去男装高级定制区观摩学习。有一年，英国裁缝街的最年轻金剪刀师傅来上海，他有幸也见识了一把国际级大师的技艺，这次经历让他念念不忘。

学徒生涯里，小邓师傅虽然对自己的出手缺乏信心，不过，看似文弱温和的他执念很深，“脸皮很厚”，只要是手上有活的前辈老师，他都会缠着别人，反复请教。徐师傅是小邓的“幕后军师”之一；包师傅虽未曾谋面，却因为是同业群里有名的热心人，常常为他答疑解惑。

2016年，小邓叩开心仪已久的“徐俊馥工作室”大门，虚心求教。徐师傅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取分文，试图将自己的“毕生武功绝学”传授于他。

徐师傅是小邓最景仰的红帮裁缝之一。“比如红帮裁缝独到的‘推、归、拔’熨斗功夫。熨斗加热，老师傅闻一下味道就知道温度是不是到了。在高温的熨烫下，把有伸缩性的羊毛面料进行塑形，决定了面料是不是可以服帖客人的身形。”

2020年，小邓自己寻摸到永福路这家名叫CLARANCE WONG的高订西装店，通过几轮面试手工活，终于得以录用。来这家店，全都是因为他看上了“老江”的手艺。

日本师傅江利角卓也。

老江叫江利角卓也，是老板专门从日本请来的裁剪大师傅。老江从有着百年历史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毕业，后进入日本的老字号一番洋服学习定制西装，据说是被某杂志评为“日本十大裁缝”之一。小邓知道红帮裁缝的手艺学自日本，对于日本一流的传统裁缝是如何工作的，他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来上海开店前，老江对上海师傅知之甚少，只是从一些客人的口中听说“红帮裁缝”的名号。不过，现实与耳闻还是有相当落差，老江遇到的裁缝多数嘴上功夫了得，一到实操，做出来的东西常让他连连摇头。

小邓来到店里以后，负责手工缝制的环节，老江则负责量体裁衣。在老江眼里，做出一件高级定制西装，前店的剪裁和工坊的制衣在重要性上是等量齐观的。说起遇见邓师傅，老江大舒一口气，“邓师傅拯救了我！”

今年过年前，老江回日本处理事务。年初八，店里恢复营业，小邓在老江的遥控指挥下，完成了给客人试衣、修改。对于小邓来说，这是他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宝贵机会。

在日本师傅管理的店里，从小邓身上依然不难看出红帮裁缝的影子。精进“做衬”、“扎驳头”、“中间烫”的工艺，小邓赢得了日本同行的尊重。

年轻人的好处，在于从来不知停止自己的脚步，起点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在往前走。小邓的往前走，体现在他有精力、眼力、体力，去死抠那些可以体现高级感的细节。

0.8厘米袋开线，只能用手工缝制，上下两条边必须严格平行，差一点，在视觉上就会十分别扭。小邓说，一般的制衣店，这些地方可能一脚缝纫机就车过去了，但是机器缝，没办法做到那么窄。“缝线只要宽两分，高级感就差十分，所以有些工不能省，也不该省。”

小邓师傅展示自己的窄边缝线手艺。

对于小邓来说，现在这份工作的幸福之处，正在于他可以“不计成本地把一件衣服做到最好。”

衬里选用的是跟面料价格一样的顶级意大利货色，保持领子挺括的驳头要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如果没有店家愿意花时间，下本钱，让师傅用纯手工去做衣服，这些工艺被机器替代，进而消亡，也就是迟早的事。

小邓最近很得意的作品，是一件他跟日本师傅合作完成的经典马球大衣。

亲手做的西装使用混纺了棉、麻、马尾的意大利顶级内衬，这让小邓很有成就感。

“但我真的不喜欢客人和我们讨价还价，这件事到现在都很不适应。我们做好一套西装，一部分是面料的钱，还有一部分是手工的价值，客人到底是想省哪部分的钱呢？我真的不理解。”坐在工坊办公桌前的老江看着小邓忙碌的背影，沉吟半晌，对记者说道。

四、微光

邓细祥告诉记者，他的妹妹邓秀是拜徐俊馥为师的。

“她真的是块好材料！”说起邓秀，徐师傅的眼里熠熠闪光。至今，老徐店里来了新朋友，他还要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张证书，炫耀一把：这是他爱徒邓秀在意大利获得国际大赛证书的复制品。这次获奖，也被老徐视为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

2018年，跟徐师傅学艺两年的邓秀决定参加“意大利‘金剪刀’裁缝师大奖赛中国选拔赛”。意大利“金剪刀”裁缝师大奖赛在国际服装领域享有裁缝界“奥斯卡”之美誉，发现和培养了众多享誉世界的裁缝师。主办方意大利国家裁缝师学会迄今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

徐师傅没有出过国，也摸不大清外国同行的深浅，就想着自己爱徒参加比赛，怎么样也是多了一次宝贵的实战经历，便一路陪着她备战。

“出国前，我帮她强化培训，哪些是考核裁缝手艺的要点，我心里清爽。”徐师傅的话很有底气。

比赛出人意料的顺利，徒弟通过层层选拔，跻身全国前十，获得去意大利罗马参加总决赛的机会。

作为上海唯一一名参赛选手，邓秀斩获总决赛二等奖，并获得意大利国家裁缝师学会颁发的“一级裁缝师”证书。

图为邓秀（右二）与意大利国家裁缝师学会主席、秘书长等合影。（邓秀提供）

美好的剧情本来应该从这里才开始：邓秀回国，接受鲜花和掌声，和许多顶级设计师合作，拥有自己的店铺，举办自己的品牌走秀。

然而并没有。

邓秀回国不久后，不仅放弃了继续在这行做下去的机会，甚至很快就离开了上海。

“婆婆身体不好，她只能回西安带孩子了，现在么就在一家西装店当VIP客户经理，只有遇到客人要修改服装，才偶尔有机会亮一下手艺。”讲起徒弟滔滔不绝的徐师傅说到这里，有些哽咽。

“说到底，裁缝还是一个不受关注的幕后职业。”

邓细祥送走妹妹的时刻，明白自己在上海的学艺之路也不会轻松。他提出想留在徐师傅的店里学习，不介意工资多少，哪怕在裁剪板上睡觉。

徐师傅心疼徒弟，也知道自己财力有限，他劝小邓，学手艺，首先还是为了能糊口，找份工作，有什么问题，电话微信随时能联系。

遇到像老徐这样的上海师傅提携，又被日本师傅老江赏识，小邓师傅一路艰辛，但也还算顺遂。现在，他在自己热爱的行当里，有了一身体面的工作服，满心欢喜做着体面的工作。

疫情以后，陈家宁店里的订单量少了一半。问起包师傅未来的生意怎么样，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大概也就是这样，都居家办公了嘛，很多人就不穿西装了。”

店里有着不少蒋先生这样年轻的拥趸，知道包师傅有经营压力，便鼓励他，“开个微博，发点东西，推广推广。”

包师傅半信半疑，跟着年轻人，一手一脚学起怎么玩社交媒体。不曾想，转眼在微博就积累起了3万粉丝，成了网红“包荣海包师傅”。现在，是不是分享制衣工艺、完工作品，总能得到同行的共鸣、网友的追捧。一段由他演示的正装西裤推、归、拔的视频，点击率达到9万多。

被互联网抢走的生意与存在感，被包师傅用互联网找了回来。

包师傅说，自己的梦想，是有更多时间。退休以后，他要开班授徒。那些微博上发的大段提纲，是怕自己忘了而编写的，还有一肚子的秘诀，问他的人太多了，到那时候，他愿意传下去。

小邓说，自己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去日本、英国、意大利看看。他想要知道，那里是不是保留着更加传统的工艺，还有哪些他不知道的秘密。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高级定制行业，成为自己的同道人。

老徐说，自己的梦想，是在大洋房里开一间店。十几万、几十万一套衣服，客人闭着眼睛拉信用卡，绝没有讨价还价。这样，他就可以用最好的面料，最好的衬里，带最好的徒弟，找最好的制衣师傅，给大家都开一份体面的工资。

“洋房有啥好处侬晓得伐？两楼三楼好住人，员工房钱也省了，嗲伐？”老徐看着记者，露出了向往又纯真的表情。

栏目主编：张春海文字编辑：张驰题图来源：董天晔图片编辑：张驰编辑邮箱：8903168@qq.com

上观新闻秦东颖董天晔摄影报道视频采制秦东颖董天晔

来源：作者：秦东颖董天晔

上海隐秘手艺人传说中的“红帮裁缝”真的会“热水里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