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栋远|侯庄的副业
运粮河水势小了后,村里在铁路往北挨运粮河的大路东百十米处,利用运粮河南堤掏了个瓦窑(因后来又在路西杨家地建了个大瓦窑,所以这个窑就被称为小瓦窑)。小瓦窑顶部高出河堤一两米,上口直径一米多宽,底口直径三四米,窑门低于地面,宽和高都是二米左右。担水洇窑和顶部装窑、出砖的路在西边,不仅坡度平缓,而且还长着茅草和圪巴皮草,十来岁的孩子们在这里装窑出砖,蹦蹦跳跳、打打闹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小瓦窑可装八千块砖或一万三千片瓦,烧窑的师傅是三队的蒋家云,脱砖坯的有蒋毛创和秦二根等人。说到蒋家云,又扯出了他戏弄日本人的一段故事。
日本人侵略修武县,在火车站设有据点。村里的闫士杰、秦计传和蒋家云被日本人抓去做饭。有个军曹问蒋家云叫什么,他利用日本人不懂汉语的弱点,说叫“大大”。这样,日本人每次吃饭前都喊他“大大”。后来有个汉奸把这个秘密说给了小鬼子,多亏闫士杰、秦计传给他报了信,虽然四五个日本人掂着枪撵到鸭嘴桥(烈杠营村南),但害怕被八路伏击没敢再追,蒋家云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烧窑关键在把握火候,而把握火候全凭经验。生与熟的界限在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往往决定了整窑砖瓦的成败。窑顶米把宽的窑口,在烧窑过程中是被麦秸泥密封着的。烧到一定程度,就在窑顶用土围一个小水池,水池与窑间用砖、土压实,要绝对避免水与窑内砖瓦的直接接触,这是青砖灰瓦的标志,是变色着色的关键。水气不停地渗透进烧红烧透的窑里中和,砖瓦在水气与火焰的交融中由红转青,慢慢完成了青砖灰瓦的涅槃。现在我们看到的红砖,少了“水浸”的工序,只需引入空气即可,这就少了变幻的悬念。由于开始掌握不住火候,连着出了两窑花里糊砖(土青与橙红相间的颜色)。两块砖相碰发出噗、噗闷声,说明这砖没有烧透,而烧透的砖的碰撞声是当当响带着钢音。当时砖的市场价是每块二分,我们的砖可能是一分五。
大瓦窑距小瓦窑三四百米,可能建于一九六三年。由于是平地起窑,建的比小瓦窑难得多。瓦窑高于地面七八米,周长有二三十米,上水和顶部出砖装窑的路从窑门西边蜿蜒到东北,且只有二三十公分宽,不管是担水洇砖还是出窑装坯,都有点颤巍巍得恐惧。它一次能装三万块砖和八万块瓦,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绝对是庞然大物。它和大饭厅一起,是矗立在那个时候侯庄人心目中的两大雄伟建筑。建大瓦窑是先支模板,然后一担担地往上挑土。秦家其是最有力气、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人。尽管戴有垫肩,但肩膀上还是磨了一个硬挺挺的大疙瘩。
瓦窑南边有南北向的几间简易草房,北边山墙开着长方形口的是做瓦的地方,师傅是获嘉中和的。再往东走路北有三间土墩墙的草房,据说是以前的羊圈,后来就成了林场和那一片人在地里干活避雨遮阳休息的地方。瓦窑实行的是单独核算,不论供土、脱坯、出砖、装窑、制瓦、烧窑,都是现金结算,也可以以工换砖瓦。秦家有家盖东屋的瓦,可能就是给瓦窑拉士换的。据说秦高升在瓦窑当过会计,闫毛创也学会了烧窑。脱坯后来又增加了几个人,但麻利且质量最好的,还是蒋毛创、秦二根、秦小有、曹腊成。
杨家地的使用权是大队所有。伴着大瓦窑的建设,村里除了把它的南边留了两三亩大的场 地外,在它的北边和东西两边都栽上了桃树,这就有了后来的大队林场。在林场干活的人,相对来讲年纪大些、身体差些,但人尽其用、量才使用,是大集体的优势。负责人有闫士杰、秦家儒。
通过在焦西矿工作的秦成(和秦狗蛋是本家,大饭厅后来狗蛋家盖房子的地方,据说就是人家的),村里组建了在焦西矿负责运输的平车队。队长是秦永远,会计是荆廷宝,做饭的是秦桂山。还有闫士通、薛全春、秦高升、程高峰、闫毛创等。
一九六五年,原城关公社成立了火车站装卸队,十六个装卸工分别由赵厂八人、顺城关和侯庄各四人组成。 (赵厂和顺城关是因为占地的原因,而我们侯庄,除了离车站近外,还因为有在车站工作、后来当了副站长的秦家贵)。我们村的四个人分别是四个生产队的秦松远、薛全春、秦创成和曹合妮。装卸队长是全国民兵先进、一九五八年曾经受过毛主席接见并奖给一支步枪的赵厂村梁天元,会计是我们村的秦高传和后来的秦松远。他们晚上住在车站值班,白天在村里干活,只要车站一甩下车皮,就得不分时晌、不论雨雪地立即去装车卸货。如果一下子甩下的车皮装卸队干不了,就得深一脚浅一脚地回村里喊人。先敲窗户叫醒队长,听他噫怔中说出谁谁谁去,再逐个通知到人。装卸工除了每天一块钱交给生产队记个劳动日,其余的都归个人。备用装卸队是按百分之十五归个人,其他的交给村里一块钱记一个劳动日。后来装卸队又增加了四个人,分别是秦狗蛋、秦二根、曹同妮、闫小黑。再后来,又有了专门的侯庄装卸队。侯庄七十岁以上的男人,大都有半夜被叫起、惺忪着眼睛跑去装卸火车的经历,当时的侯庄妇女、老人和孩子,大都有提着小罐、饭盒,给装卸火车的亲人们送饭的记忆。
跟装卸火车形成一条龙的,还有往盐库拉盐、从粮库往车站运麦包。有集体马车拉的,还有个人平车拉的,记得清楚的有秦文远、薛全春、蒋毛创、闫毛创。大人双手压着车把,指把厚的袢带深深勒进肩膀的肉里,一条绳子经过肩膀套在了前边弓着腰的弟弟、妹妹或者是妻子儿女曲着的左胳膊上。后来,粮库里如倒库(把这个库房的麦子倒到另一个库房里)、装包、建土圆仓(用稻草在粘土和成的泥巴里浸泡后缕成的圆圈墙)等所有的活,都是侯庄人干的且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牵头的是秦明传、秦修武、秦家海。当时,上至四五十岁、下至一二十岁的男人,好多都在盐库、粮库干过活。一声“起哩粮了”,四个人分别拽着四个角高高举起,下面一个人弯腰起身,二百斤重的盐包、一百八十斤的麦包扛着就上了颤悠悠的翘板。侯庄的男人,哪一个都有扛着麦包走几里地的力量。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土产公司的话,也都是侯庄人干的。打鞋帮、拣苹果等杂活妇女们干得多,一天一块二毛钱,给队里交一块记个劳动曰,剩下的两毛钱归自己。在那里干活的人,还能捎带买点几分钱一斤的烂苹果。土产公司诸如捆竹扫帚、刨(bào)锄、锹把、钉木锨这些技术活,也多被一队的付克贤、秦小有、秦高升等人承包了。还有各种手艺匠人闲时去外边干活、忙时来家收种、每月交五十块钱(七零年后)记三十个劳动日的(各队不等)(主要有一队的秦年传、秦高升、付克贤、秦小有、秦松远、荆小喜、秦长路、二队的秦家文、四队的秦家平等人);还有牛风岐、秦永远、秦家斌几个人外出锻磨的;还有秦家顺、马怀信偶尔外出熬桐油的漆匠。
正由于有了车站装卸的副业,有了粮库和土产公司的闲暇零工,凡有壮劳力的家庭,在那不富裕的年代,都多少有个称盐舀油的钱。进入七十年代,比较富裕的一队,每个劳动日能分到五毛钱以上,而较差的三、四队,也有三四毛钱。这在当时的县里,肯定也算是比较好的了。尽管当时穷娶媳妇难,但侯庄当时除了三个四十多岁的鳏夫外,没有打光棍的。
来源:百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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