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路 更新时间：2010-2-28 0:11:43 　　在家过完正月初七，黄珊珊就离开家到了杭州。从她的老家安徽铜陵到杭州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车。10年前，这个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村女孩，现今已经很习惯这样的长途旅行。

披肩长发，浅红色的小棉袄，及膝裙，小马靴。从外表和言谈举止，你很难将她与她的户口所在地――铜陵县钟鸣镇一个名叫清泉的小村庄联系起来。十年前她从这里走出去打工，今年，也是她在杭州工作的第六个年头。

黄珊珊又换了一个工作，去年底经过考试，她成为杭州爱莉芬服装有限公司研发部的一员。在她看来，这将成为其打工生涯的转折点。“到研发部虽然还是做样衣，但没有厂里那么累了，工资高了，而且还有双休日的时间”。

黄珊珊的经历几乎可以看成新一代农民工的缩影：从最初打工时一无所知，到需要相当技术含量的样品衣服制作。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黄珊珊们这些80、90年后出生的外出务工者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正在成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融入城市的向往更为迫切。对此黄珊珊表态十分简洁：没有人再愿意回去种地了。

梦想

黄珊珊每次回到老家，都要去朱小云的家中看看。朱小云今年26岁，她和黄珊珊是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2000年毕业之后，她们和这里大部分农民孩子一样，都选择了外出务工的道路。

通过县劳务输出部门的安排，她们来到市区的一家制衣厂，开始了她们的打工生涯。因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她们只能在车间里干一些打下手的活，比如装检、贴标签等。

最初，她们的想法都很朴实，通过打工多挣些嫁妆钱。朱小云称，当时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不到800元。2003年，外出务工3年的朱小云决定回家并很快就嫁人了。

而她的发小黄珊珊则坚持还在外闯荡。“她比我敢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比我强。”谈起黄珊珊，已经是两岁孩子妈妈的朱小云如此评价。黄珊珊的机会来源于厂里的一次外出培训。

因为和上海青浦区一家制衣厂的合作，黄珊珊被派到上海学习了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里，她系统学习了成衣的制作、裁剪等流程。通过学习，黄珊珊已经成为一个熟练工。更重要的是，黄珊珊在这里认识了一批与她年龄相仿的全国各地的打工妹。

2004年，黄珊珊在姐妹们的介绍下，到外贸加工更为发达的浙江寻找机会。因为操作技能熟练，又熟悉整个成衣制作的流程，她很快在嘉兴的一家专门从事外贸代工的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并且成为一个小组的组长。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黄珊珊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她说：“只要你有技术，就不愁没有工作。”之后的数年间，她从嘉兴到杭州，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工资也从最初的800元涨到3000元。

黄珊珊称，她身边的姐妹们也都是这样的轨迹，最多只和厂家签一年的合同。像黄珊珊这样的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在制衣行业是抢手货。一件单衣用手一摸面料，她基本就能给出一个最低造价。国外客户寄来的衣服照片，她也能很快就制作出样衣。

2009年，黄珊珊在朋友的邀请下，成为一家工厂的样衣车间主管。但她并不满足，进入爱莉芬公司的研发部，是她的新起点。在黄珊珊看来，研发部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白领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够由此向服装设计方面转型。

“希望今后能向设计师方向转型，现阶段打版、画图等都是要学习的。”黄珊珊称。在她看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存。过去数年，黄珊珊工余时间更多地用在了如电脑培训、服装软件设计等技能培训中。

不归

如今的黄珊珊言谈举止俨然已经很时尚：“这是个多元化的世界，我们可以有多元化的选择。”她称，“没有人再愿意回去种地了，更何况家里的田都被征收做开发区了，我们就算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他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更高。

黄珊珊告诉记者，每个月定期往家里寄钱这样的事情她已经很少做了。她有一个哥哥，工作稳定，家中父母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她的工资基本上用于自己消费和参加一些业余的学习和提高。

不仅如此，黄珊珊对家乡的陌生感也越来越强。“每次回家，主要是看看父母，周边同龄人要么读书工作在外，要么就像自己一样在外打工。”

黄珊珊的户口仍然是铜陵县钟鸣镇清泉村。但她的名下已经没有田可以耕种了。2004年，当地政府兴建金桥开发区，需要占用山地和耕田。她家名下的5亩田，以每亩1.9万元的价格被征用。之后，父母跟随哥哥搬到镇上居住。唯一能够证明其身份的，除了户口，就是清泉村的一所老宅子。

但她也有着自己的困惑，除了工作，业余时间她很难融入到城市人的生活中去。“首先是时间上不允许，之前在车间工作，经常性加班到晚上10点，等到放假，要么在宿舍休息，要么就是和周围小姐妹逛逛街。”

未来

黄珊珊并不喜欢农民工这样的称谓。她告诉记者，今年之所以换工作从厂里出来进入公司，也是在心理上寻求一种认同感。

在胡星斗看来，新一代农民工应该被称为新市民，“只是我们约定俗成把其定义为‘农民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的叫法。”胡星斗称，虽然这些新市民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等现象仍然很严重。

黄珊珊也表示，她更希望在医疗保障、城市公共服务方面能够获得与杭州市民同样的待遇，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家的感觉。记者了解到，在黄珊珊的同事中，很多人对于社保、医保的概念并不清楚，工厂在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时，这些基本保障也并不写入合同。

黄珊珊称，一方面是厂家嫌麻烦，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工人对于这方面认识不够。

对于未来，黄珊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她只是强调，只要自己的技术在，走到哪里都不怕没饭吃。她告诉记者，就算以后不打工了，靠自己在服装行业的积累，回家到县城开个服饰店都能养活自己。

在黄的姐妹中很多人都是这样设计自己的未来，她们很多人回到故乡后，都是在当地经营一些超市、服装门店维持生计。

实际上，如黄珊珊这样的个案普遍存在于千万的寄望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中。胡星斗表示，要解决这些困扰，首先应该针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哪怕是规定要三年五年才能获得当地的户籍，但必须承诺，让他们拥有获得当地的户籍的权利。

“当然在社会保障、低保等方面的改革则应该提前，农民工如果生一场大病，陷入了困境，城市也有义务救济他们。”胡星斗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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